80年前，一场抗击日军的伏击战，30年前，那部轰动一时的电影《红高粱》，这些都深深地印在一位艺术家的内心深处，如今，他要将收藏了十几年的关于那场伏击战的物品捐出，并在高密东北乡建一座“红高粱抗战博物馆”。
这位艺术家就是以描绘故乡红高粱与老门油画而闻名的刘铁飞，他还是两届奥运会（伦敦、里约）指定唯一的中国籍艺术家。在参与国际艺术活动的同时，他一直念念不忘故乡，要为故乡留下一段“历史记忆”。
刘铁飞在介绍他的抗战藏品
缘起：小石桥写生
刘铁飞上小学时，正值电影《红高粱》热映，他连着看了七遍，被电影的画面彻底震撼了，同时，他又有种异样的亲切感：这不是我的故乡吗。此后，他听说了这部电影就是在他故乡所拍，而且那座在电影中打鬼子的小石桥，在当年真的打过一场针对日寇的伏击战。
2003年，刘铁飞从美院毕业后，回到故乡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寻找那座小石桥。当年秋天，他来到了高密孙家口的“青纱桥”写生，画出了后来被莫言收藏的《桥的记忆》。
莫言在其后为刘铁飞所写的序言中，这样描述这幅画：“这座桥基陷落，桥石被岁月剥蚀得凹凸不平的小桥，跟随着电影《红高粱》走向了世界。铁飞用他的画笔把这座小桥给我搬来北京，一腔乡情如同美酒，让我感动不已。”
在小石桥写生期间，刘铁飞还有另外一份收获：当年伏击战的遗留物。起初，有一位住在附近的村民向他兜售家中的老鱼盘，后来又找出一截断了的刺刀和改为水瓢的日军钢盔。刘铁飞眼前一亮：“这可是宝贝啊。”陆陆续续，他收集了几十件物品，包括弹壳及日军或游击队的枪械残件。
刘铁飞与抗战收藏专家樊建川在一起
触动：来美术馆讲故事的老人
十几年来，刘铁飞根据故乡红高粱及老门创作了一系列油画，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影响，已先后在英国、德国、法国及中国台北等地展出。2014年，高密市政府为其打造了“刘铁飞美术馆”。
这座美术馆离“青纱桥”并不远，开馆后，不断有住在附近的老人前来参观，并对刘铁飞讲述当年伏击战及公婆庙大屠杀的往事。
有一位住在公婆庙的老人讲：“日本人进了公婆庙后，开始了屠杀。有一户家里有两个闺女，一个出嫁，一个未婚。当天两人都在家。那个已婚的被日本人堵在了院子里轮番糟踏后杀害了。那个未结婚的从院墙爬出去跑了，跑到村外被截住，同样被糟踏了，死的时候，她的两只手紧紧地攥住沟边的两把红草。”
当时，还有更多的老人来美术馆讲过往事，但刘铁飞忙于参加奥运创作，并没有详细记录下来，“现在想想很后悔，这些八九十岁的老人有些已慢慢不在了，所以，我觉得整理好这些资料，建一座抗战博物馆已刻不容缓了。”
今年正值“孙家口伏击战”与“公婆庙惨案”80周年，刘铁飞多次前往这两个村庄，为两村80岁以上的老人拍照，并装框相赠。“这些照片我多洗了一套，将来抗战馆建好后要挂在主厅的墙上，取名《见证者》。”刘铁飞这样说。
刘铁飞与抗战收藏专家樊建川在一起
珍品：董希瞻枪套与日军药箱
刘铁飞的父亲也酷爱收藏，十年前在老家筹建“胶莱民间石器馆”时，有一天听说相距十几里的董家大庄有一对“旗杆石座”要出手，刘铁飞拉着他前往该村。
等他们到达时，那对“旗杆石座”刚被人买走，正在失兴之际，村头一位老人抱出一个旧木箱问要不要。打开木箱，里面有两个皮枪套、一个旧公文包，还有一个旧水壶、祙子等。虽然这些东西比起那对石座来年代要晚，但抱着不能白跑一趟的心态，他们还是把那一箱东西拉回去了。
回家后，刘铁飞在擦拭枪套尘土时，发现套盖内有两个字：轼堂。他马上找寻了相关文史资料，查阅后得知：轼堂是该村一位抗战人物的名，该人字希瞻。“董希瞻？！”刘铁飞当时心头一惊：“难道这就是那个打孙家口伏击战的董希瞻？他是我老家的？”
随后他又查阅了更多的资料：董希瞻是孙家口伏击战的副总指挥，他带领的第二大队被确定为这次伏击战的主攻队伍，同时，孙家口伏击战的第一枪也是董希瞻打的。这次战斗共消灭日军28名，缴获枪四十余支,子弹数万发,军刀3把(其中将级军刀1把),军用地图1份、军用汽车1辆等。
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段记载是：“孙家口伏击战后,董希瞻将开走的汽车埋藏于地下。该战总指挥曹克明要董希瞻交出所得的汽车、枪支等战利品,被他拒绝,从此两相交恶。”这段记载也解开了刘铁飞的疑惑：原来这个印有大正、长平等字样的木箱为日军弹药箱，箱中的日军水壶、印有昭和十二年（1937年）的袜子等都应是那场伏击战战利品。
之后的十年时间，他与父亲在老家附近先后收集到了三把军刀、两件大佐披风、一个将校背包、日军地图等，其中最为特殊的是一个日军药箱，该药箱做工十分精美，内有各类药品盒罐十几个，铁镊子一把。其中一款为战争中的外伤药“伤品一切效能药”，里面还剩有部分药粉，另一个标有日本陆军卫生材料厂的“眼软膏”，标记生产日期“昭和十三年（1938年）一月”。据文史专家介绍，这种档次的医药箱应为日本高级军官配备。
刘铁飞在日军高密慰安所旧址寻找侵华物证
艰难：物品已越来越难收集
为了更好地展现当年伏击战的时代全景，刘铁飞广泛收集抗战物品，先后到过北京、济南、台北等地，甚至冒酷暑赶到刚拆毁的高密日军慰安所搜集过物证。目前已收藏抗战物品近千件。让他感慨的是，附着近年收藏热的兴起，这些抗战藏品价格也越来越高，并且越来越难收集。
“一张高密的民国照片要一千多元，一套民国版《高密县志》要几万元，以后收藏就更困难了。”刘铁飞说，这些藏品中，花费最多的是一本日本特务机关的极秘文件《山东省建设进步状况一览表》，该文件是从北京拍卖行高价拍得的。
该文件是昭和十八年（1941年）由日本的“山东省陆军特务机关”编写，上盖“极秘”章，其内容涉及山东省县知事任命、行政浸透、警察警备人员装备、保甲自卫团人员装备等，其中的“山东省行政浸透状况表”有较高研究价值。
另一份日军文件《山东省高密县、青岛市胶县农村调查成绩》的收藏过程则是曲折，刘铁飞在济南一家古董店发现此书时如获至宝，但店家告知他此书在前一天已被人订下，过几天来取。无奈之下刘铁飞向店主索要了那位顾客的电话，经过沟通之后当晚又请那人吃了顿饭，当对方得知这本书中记载的是刘铁飞故乡的内容，并且是为故乡收集资料后，他才忍痛让出，原来他也是一位抗战收藏迷，后来还与刘铁飞成了朋友。
还有一个汉奸县长赠送给日本军官的纯银奖杯，则是刘铁飞从台湾购得的。2011年，刘铁飞到台北举办画展时，在一家古董店看到一尊个头硕大但做工精美的纯银奖杯，杯身有浮雕鹰与牡丹图案，吸引他的是杯身上刻有两行字：敬祝：伊藤警备队长临别纪念，招远县知事宋效博敬赠。听店长介绍说，这是他上世纪八十年代从日本收购的，在店里摆放近二十年了，是“镇店之宝”。
刘铁飞将此物品的消息发给他父亲，父亲查阅资料后告知他：宋效博1939年秋至1941年任日伪文登县公署知事，伊藤的部队则参与了对平、招、莱、掖根据地的频繁扫荡。这是一件难得的日军侵华物证。最终，在刘铁飞的再三要求，以及台北山东同乡会老乡的协调下，店主同意让出这件宝物，但价格不菲：60万台币（当时约15万人民币），刘铁飞将画展的大部分收入拿出，捧着这个宝物回到山东。
目标：建一座公益的抗战博物馆
如今，这些藏品都静静地存放在刘铁飞的库房中，他要在高密东北乡，为这些藏品建一座“红高粱抗战博物馆”。
“这些物品的最大价值，是让人们看到它们，并且记住那场伏击战。”刘铁飞说，高密东北乡的精神即为红高粱精神，而红高粱精神则为抗战精神：坚韧、不屈。他希望通过这些物品所传达出的抗战精神，能在故乡一代一代地传下去。
为了能够更加科学地设计、建设这个场馆，他与高密东北乡考察团一起，专程去四川拜访了抗战收藏专家、建川博馆馆长樊建川先生。樊建川对这个馆的建设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，并提出了建议：这个馆要邻近莫言文学馆、红高粱影视城等地方，这样才能形成集结效应，让更多人能看到这些藏品，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它们的历史价值。
刘铁飞表示，这个博物馆的建设地址已选好，目前已进入设计阶段，等到建成后，将免费对外开放，是一座纯粹的公益展馆。
“当年，这场伏击战牺牲了22人，与他们的壮举相比，我所做的这些算不上什么，只能是对这些乡亲的一种纪念。”刘铁飞表示，他与父亲收藏的这批抗战物品，将来会全部捐献给当地政府，这个博物馆将来也要捐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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